中外教授万字联文, 拆解西方强加中企的两大恶毒标签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 Author 严海蓉 沙伯力
中国、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全球化的积累方式
文｜严海蓉、沙伯力（Barry Sautman）
翻译｜李立敏
来源｜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
▲ 图源：Imaginechina
中国是最大的海外资本积累者这一观点，其实是将中国视作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国家的相关论述的一部分。它之所以存在，并非中国的行为符合学界对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定义，而是作为一种话语手段，被用来抹黑作为美国“战略对手”的中国。当中国企业于2000年后逐渐走出国门时，类似观点就已经出现。美国政客与媒体经常就此大做文章，由于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享有的特权，其话语得以影响各个阵营、阶层与地区的政治力量。
当然，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和外汇储备，资本积累极为可观。它也拥有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尽管其市值仅占美国的五分之一。而我们通过本文想要论证的是，在一个以资本积累和寻求利润为中心诉求且仍由核心国家控制的世界体系当中，中国依旧是一个半边缘国家（semi-peripheral country），在海外资本积累方面远不及西方国家。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能仅从贸易出发，便断言中国就是一个殖民或新殖民主义强国。但一部分人恰恰因此将殖民主义标签赋予中国，只因为在其看来，中国通过买进初级产品并卖出制成品来完成资本积累。新冠疫情之前的2019年，中国制造业产值约占全球35％，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关系也包括买进其初级产品，向其销售中国制造的产品。据此，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负责人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可笑地将美国盟友澳大利亚也标记为中国的殖民地。而事实却是，2018年美国与欧盟在澳大利亚的累计投资量足足是中国的三倍。加拿大保守党和绿党也声称，他们国家是中国的“资源殖民地”，尽管加拿大的资源绝大多数都处在加拿大与美国公司的控制之下。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认为，美国也是中国的“殖民地”之一，因其向中国出售农产品、废油等，同时又购买中国的工业制成品。19世纪30年代，美国有一半的产品出口英国，全部是原材料；而英国有六分之一的产品销往美国，全部是工业制成品。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反对就此便认为美国是英国的“经济殖民地”的说法。他辩称，美国输入英国的都是原材料，经英国人一转手加工后价格至少提高十倍，这些东西英国人既少不了，也难以轻易从别处购得，但美国却能从其他地方购买本是英国提供的工业消费品。因此，英国不仅控制不了美国，反而已经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以此来看，中国也高度依赖进口投入。仅2017年，中国便购买了价值3130亿美元的电子集成电路，超过了2390亿美元的进口原油费用。中国所有的进口产品当中，工业产品份额最大，特别是电器与电子产品。占中国进口总量75%的五大商品之中，初级矿物产品只是其中之一，而在中国排名前五的出口产品当中，也包括初级产品的贱金属。
贸易模式不足以界定殖民主义。殖民主义不仅是一种贸易模式，而是一系列典型的特征，这些特征通常产生于强行建立的支配与从属关系。在1770年，世界上90％人口的发展水平大体一致，只有10％的人口被认为是“落后”的。殖民国家并不比他们殖民的对象更为发达。他们获取殖民地的方式，与其说是以工业制成品换取初级产品，不如说就是赤裸裸地占领。西非的钢铁制品在奴隶贸易初期就与欧洲的一样好，但殖民者却阻止了非洲的工业化进程，甚至连日用品的生产也阻挠。在殖民进程开启之前不久，印度的GDP还是世界的四分之一。英国在某些方面并不发达，却强行控制了印度，一方面使印度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让自身迅速富裕起来，最终超越了印度。殖民征服后的机制才是强迫被征服者以初级产品交换工业制成品。
给中国贴上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标签的第二个理由是“中国债务陷阱”，它与中国基础设施融资和“一带一路”的倡议有关。所谓“中国债务陷阱”实际上是美国种族主义复兴浪潮里“黄祸”论的一部分。“黄祸”论中对中国人的一个重要指责是中国人让西方人沉迷于鸦片类药物。尽管事实是西方人在19世纪的中国贩卖鸦片，且如今大多数美国鸦片类药物都来自美国国内。在西方对“中国债务陷阱”的谴责中，“上瘾”是一个隐喻，被用来形容债务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不久，便出现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关于“中国债务陷阱”的讨论。它断言，中国为相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贷款的意图在于，当借款无法偿还贷款时，中国便有理由获取这些基础设施。例如，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曾表示：
（中国的作法是）首先向某个国家提供贷款，再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然后便可以自行建造港口或取得土地与房产……北京试图利用中国的资金、公司，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中国的工人，来开发关键基础设施，以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中国安保驻扎。
事实上，上述论述中的内容都不准确：一者，对于任何国家的港口、土地或房产，中国都未取消它们的抵押品赎回权；与此相反，中国经常根据情况推迟贷款偿还时间。二者，海外的中国公司主要雇用当地劳动力。三者，与美国的800多个海外基地相比，中国在海外的安全力量要小得多，它只有一个海外基地。此外，就这一假想的“中国债务陷阱”而论，西方炒作者通常只会强调某些个案。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便说过：
中国借助所谓‘债务外交’（Debt Diplomacy）以扩大影响力。只需问问斯里兰卡，这个背负了沉重债务的国家，它让中国国有企业建造商业价值存疑的汉班托塔港（Hambantota Port）。两年前，该国再也无力负担相关费用，此时北京即向斯里兰卡施压，要求将新港口直接交到中国手中。它可能不久便会成为中国不断发展的蓝水海军的前沿军事基地。
我们在其他文章中已经论证，中国公司并未将汉班托塔港口（简称汉港）建设和租赁工程引入所谓的“中国债务陷阱”。斯里兰卡的中国贷款只占其外债总额的9-15％。与斯里兰卡所欠的大部分商业和国际主权债务相比，中国贷款通常来说利息要低得多，还款周期也要更长。而该国所欠的商业和国际主权债务的债权方主要是西方国家。斯里兰卡保留汉港的所有权，同时，偿还汉港项目与其他项目的中国贷款对斯里兰卡政府来说不是问题。因此，就汉港项目而言，不存在传说的因为无力偿还债务而导致的债转股交易。事实是，汉港是一家中方与斯里兰卡的合资企业，临近世界上客流最大的海上航线，且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尽管我们表明中国并未实行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政策，但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它的行动如何适应海外资本积累的全球化模式。中国与其他国家实体的某些做法存在相似性。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东亚发展型国家之间虽有重叠，但毕竟不同，遑论美国的原教旨新自由主义模式。中国在两个方面与它们有显著差异性：国有企业和中共领导力，还有中国企业在国内外与东道国政策的一致性。在分析中国的海外资本积累时，我们采用了一种表现为“两个半”的中国模式：中国的半边缘地位与半新自由化。
2 实际存在的殖民主义与所谓“中国殖民主义”
研究殖民主义历史学家观察到，当今世界有几个大国对其非正式附属的国家行使着“非殖民的‘决定性’影响”。与非正式依附关系相比，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则有着难以想象的控制力度。殖民主义使殖民地完全丧失主权，并且常常将当地精英的力量几乎完全排除在外。殖民主义的成本也社会化了，大部分由被殖民者来支付，但殖民企业的利润却流向了宗主国的银行家、商人、其他殖民者和政府殖民主义也是充斥着种族主义的。英国内政部在2004年即表示：“对于非洲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土著民众来说，比起他们原来的统治者，大英帝国常会带来更具规则性，也更具接受度和公正性的法律与秩序体系。”但是，被吹捧的殖民主义“法治”（rule of law）却缺失了其前提条件，即法律上的平等：
殖民地法律常被一分为二，一套针对外国人，另一套针对殖民地人。这种做法有时会导致种族之间显而易见的双重司法标准，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定居殖民地，那里有特别残酷且充满歧视的针对阿尔及利亚人的“法典”（code de l’indigenat’）。而在被日本殖民的台湾等地也发现了双重司法标准。
法国殖民主义者称越南语为次等语言，并试图推广“亚洲法语区”（Asiatic France）来替代当地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教育体系。印度第一法律委员会（India’s First Law Commission）负责人麦考利勋爵宣称：“一个不错的欧洲图书馆中的一架书，便抵得上整个印度与阿拉伯本土文学”。他们还试图创造一类新人，“虽有着印度人的肤色与血统，脑子里却装着英国人的品味、见解、道德和才智”。从1842年起，直到1985年开始间接选举，香港政府的官员都由英国人充任的香港总督来任命，但直到二战结束，几乎没有中国人在香港政府任职。与此同时，
帝国的传统……要求殖民地必须将其储备投资于英国和英联邦证券，并接受英镑区的外汇管制，殖民地的货品采购还必须使用伦敦的官方代理，并使用英国的商业与技术标准。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帝国惯例还在持续地将殖民地的相关业务引向英国，并限制了世界其他地区与殖民地往来的市场机会。在国防领域似乎也是如此，英国以不必要的高价向香港当地提供了来自英国的驻军。
从1868年到193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都会从印度尼西亚提取荷兰国民收入的7.4％-10.3％（这一数据在1921-1938年间是17％），并将10.5％汇入荷兰。从1830年至1870年，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强制性耕种带来的利润提供了荷兰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一，这让荷兰西印度群岛的那些奴隶主们在释放奴隶后能够获得高额补偿，也使得荷兰铁路得以迅速扩张，以及荷兰得以推迟征收所得税的时间。通过分红和利息支付等方式，荷兰东印度公司极大地回馈了荷兰经济。就此而论，荷兰之所以能够成为发达国家，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因于对殖民地的攫取。
相比之下，中国在那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干过这样的事。当然，中国企业确实从对外直接投资当中获取利润，2017年的海外利润为1370亿美元。然而，这与美国企业的海外收益之间几乎没有可比性。年底，仅美国财富500强企业就将2.6万亿美元的利润再次投资于海外。2017年，中国公司的海外总利润不到中国14万亿GDP总额的1％，而多国公司的利润则占到了全球GDP总额的3％。美国的海外利润的GDP占比就更高了，在2011年它占GDP的4.3％，到了2018年，美国公司获取了7760亿美元的利润，占美国GDP的4％以上。
2005年至2017年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出量有近三分之二流向了高收入国家，集中在北美和欧洲。中国公司在海外赚取的大部分利润可能来自那里。目前尚不清楚中国经济实体是否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贷款中整体性获利。“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来说可能并不盈利，不仅海外项目如此，可能对“一带一路”走廊的中国建设部分来说也是如此。
与殖民主义行径相反的是，中国通过出口机械设备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并建立了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按2017年的价值计算，中国完成了全球17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总额的30％，其中，中低收入经济体获得了中国在2005-2017年全球建设项目支出总额7340亿美元中的84％。在非洲，中国资助了五分之一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一比例在2019年变为40％，而欧洲的份额则从2011年的44％下降到2019年的34％，美国的份额从24％下降到6.7％。殖民地基础设施通常是为了允许开采资源而建造的，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建造的基础设施并不与资源开采相关。此外，中国公司的建造成本通常低于西方和本地公司。并且在非洲，中国建设者根本不像殖民主义者那样生活，其生活条件往往比移居国外的西方人要简朴得多。“一带一路 ”倡议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常以降低成本的方式来促进贸易。
中国被贴上殖民主义的标签，部分原因是西方精英认为，西方正在与一个强大的对手进行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这种话术同时也置换了批评的焦点，把批判的对象从对西方列强的殖民流毒、近年来频发的战争以及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等转移到中国。尽管中国公司在许多方面确实表现得与其他国家一样，对东道国造成了不利影响，但西方精英强加给中国的殖民主义标签不符合学术界对殖民主义的定义。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urgen Osterhammel）将殖民主义定义为通过入侵（征服、定居殖民亦或二者兼有），基于殖民前的社会条件之上，建立的新政治组织。它的外国统治者持续依赖于一个地理位置偏远的母国或帝国中心，该中心声称拥有殖民地的专属权利。”摩根·布里格（Morgan Brigg）写道，殖民统治的特点是所有权、主权或统治意识都直接源自于征服。殖民统治包括强制性劳动，对经济作物、税收和利润榨取，以及由欧洲殖民主义者自认为的强势地位与文化优势而导致的一系列权力滥用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殖民权力的行使途径主要通过克扣，是一种对一部分财富、劳动力、商品和服务的掠取权。
综合这些界定与我们自己的研究，我们认为，殖民主义通常是这样一系列的关系：西方或日本统治者在被占领的海外土地上实行排他性的专政统治，并强制当地接受明确的种族等级制度，通过对殖民地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贸易的垄断性剥削，让宗主国与殖民地精英更加富裕，同时导致殖民地居民大量削减和大面积地陷入贫困，也使得弱势的殖民地本土文化也被消灭。
假如中国要实行殖民主义，那就必须在从属国进行种族压迫，迫使从属国的精英做出有利于中国的决策，并通过垄断其他国家的资源、贸易与劳动力来让中国更加富有。但中国并未控制任何其他国家，而美国与英国却控制着目前世界上仍然剩余的大多数殖民地。联合国负责监督去殖民化工作的二十四国委员会列出了18个现存殖民地，其中10个属于英国，3个属于美国，2个属于法国，2个属于新西兰，1个属于摩洛哥。它们当中波多黎各的人口比其他所有殖民地加起来还要多，尽管1953年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它被排除在了联合国的殖民地名单之外，但它实际上是一个殖民地。波多黎各的有限自治权不受美国宪法保护，美国国会可以在任何时候取消它。同时波多黎各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60%的居民生活在贫困当中。
中国也不像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那样，控制这两个国家的安全部队，制定法律法规，或支持其所青睐的政治力量等。中国在国外的经济影响力比通常想象的要小。例如西方消息人士宣称津巴布韦已成中国的新殖民地，主要理由是商业互动。事实却是相关份额其实并不显著。2017年，中国只是津巴布韦的第四大贸易伙伴，2018年中津贸易额仅为13亿美元，不到中非贸易总额2040亿美元的1％，仅占中国4.5万亿美元全球贸易额的一小部分。据报道，多年来中国经济实体向津巴布韦提供了25亿美元的贷款、投资和捐赠；然而在2019年间，中国的海外资本仅就贷款和赠款而言总共有5万亿美元。此外，津巴布韦的所有外国直接投资都因经济困难而停滞不前或陷入困境。中国对津巴布韦没有“控制权”，因津巴布韦要求中国公司向津巴布韦人出售多数股权，2016年中国大使不得不要求津巴布韦政府尊重两国间的投资条约。实际上，邻国南非对津巴布韦的影响力比中国大的多，南非控制了津巴布韦的电力、谷物与石油进口，它的连锁店在那里几乎无处不在。
在西方行径的参照下，即便那些“亲西方”的非洲领导人也相当尊重中国，并拒绝“中国殖民主义”的论调。博茨瓦纳前总统费斯图斯·莫哈埃（Festus Mogae）就曾说过:“中国平等地对待我们，西方却把我们当作过去的臣民。”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也“驳斥了中国的新殖民主义正在非洲肆虐的观点，而那正是批评我们的人想让我们相信的。”
3 不实际存在的新殖民主义与所谓的“中国新殖民主义”
新殖民主义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理论家所提出的，但直到十年后新独立的加纳领导人将其使用，这才得以广为流传。加纳独立后的首位总统科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认为：“新殖民主义的实质是受其统治的国家在理论上是独立的，并具有国际主权的所有外部特征。但事实上其经济体系与政治政策都是被外部力量主导的。”著名的殖民主义理论家弗朗兹·法农（Franz Fanon）则表示：“殖民主义并不会因为宣布政治独立而结束，也不会由于最后一面欧洲国旗的象征性降下而消亡。”此后其他的杰出知识分子也撰写了不少有关新殖民主义的文章。
新殖民主义的典型定义是“作为发达国家的前殖民宗主国利用资本主义、商业全球化和文化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剥削曾经被殖民的发展中国家。”新殖民主义是向殖民主义的间接统治的一种回归，即殖民列强利用酋长制、君主制和其他权力结构将统治权下放至地方精英，并建立起金融和军事依赖体系，通过新的物理和制度控制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政治背景下延长殖民主义的生命。新殖民主义的特点是“垄断性地控制核心利润部门”，例如对土地或知识的大规模获取。新殖民地对外国支持的依赖导致了附庸主义（clientalism）和社团主义（corporatism），这让新殖民主义者能够主宰新殖民地的市场与出口。自由市场掩盖了剥削，同时也削弱了新殖民地国家产业多样化的动力与能力。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强制性推行财政政策，或通过外国顾问与跨国公司，新殖民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相联结。美国在国际金融机构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凭借16.52%的投票权，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拥有否决权，而中国的份额仅为6.09％。在世界银行内美国也有15.87％的选票，而中国只有5.26％。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新殖民主义已被“美国作为主体的全球金融帝国”所部分取代。来自国际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和发达国家的债务被用来控制发展中国家，而跨国公司的作用则类似于18、19世纪的英国东印度公司。1985年，美国要求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纳入结构调整计划（SAPs）。他们与全球贸易商、投资者和世界银行一道提出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要求降低对外国产品的关税与贸易壁垒，彻底推进私有化，同时削减劳工福利与公共开支。伴随着美国无休止的对外战争，被美帝国掌控的当地政府也被赋予了压制抗议活动的角色。
新殖民主义仍然存在，从法国在非洲，美国在太平洋、加勒比、中东等地的诸种行为中便可发现。在塞内加尔和贝宁，新殖民主义要求新政府使用殖民性质的社会控制和经济剥削工具来延续殖民经济模式，新殖民主义在中非和西非15个前法国殖民地主要表现为一种货币机制的现实存在，即所谓“CFA法郎”（又称“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译者注）。在宣告独立之时，法国殖民主义迫使贫困且自主性差的国家同意“由法国政府管理几乎所有关键的行政部门，包括他们的货币。”法国控制了CFA的对外价值，降低了法国的出口成本，也增加了非洲金融共同体成员国从法国的进口比例，而非洲地区对外出口的成本大幅提升，迫使非洲金融共同体成员国向法国出售更多的原材料，如此便耗尽了这些国家的财富。
塞内加尔作家恩东戈·桑巴·西拉（Ndongo Samba Sylla）指出，法国已采取强制性措施，以确保其大多数前殖民地国家使用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在抛弃那些试图退出该货币体系的国家领导人方面，法国从未犹豫过。大多数人要么被免职，要么被杀害，这样便能让合乎他们心意又在任何情况下都紧握权力不放的那些人取而代之。”当几内亚试图逃离CFA体系之时，它被法国用假钞所淹没。当马里试图离开非洲金融共同体时，法国向马里的邻国施压，要求他们在削减与马里的贸易。
法国在非洲的势力范围要比美国新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影响范围小得多。一些大陆国家曾经是美国的新殖民地，但美国主要掌控的是众多被严格控制同时孤悬海外的殖民地和新殖民地。例如，马绍尔群岛1983年签署了《自由联合条约》(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1986年脱离美国后获得了表面上的独立，但其实大部分领土被租给美国作为军事基地，本土居民大规模陷入贫困。波多黎各人虽然是美国公民，却不能选举国会代表或参与选举总统。当地政府既没有权力设计自己的货币政策，也不能宣布破产或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2016年当该地区爆发财政危机之时，美国国会和总统任命了一个监督委员会，由七名拥有投票权的成员组成，其中一个波多黎各人也没有。
中国的做法与新殖民主义不同。以埃塞俄比亚为例，该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典范国家，部分原因在于其较高的投资率（目前为38%）和对工业化的高度重视。它拥有许多中国援建的基础设施与制造业项目，中国公司经营着该国15个工业园区中的7个。但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中国都没有在埃塞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公司雇用的中方员工不到总人数的1％。中国的贷款虽然占据埃方外债的40％，但主要是优惠性质的，中国已对最大一笔贷款给予延期处理，该贷款用于建设“亚迪斯-吉布提铁路”，还款期限长达30年。埃塞官员坚称，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埃塞政府具有高度的能动性，此处能动性是指一个国家追求其目标，并影响其他国家行为的能力。学者们也看到中埃关系中埃塞的能动性，而且认为这样的能动性也体现在安哥拉、尼日利亚、加纳等与中国的关系上。与此同时，埃塞是美国在非洲的第二大援助对象。美国不仅在埃塞俄比亚训练当地军队，并在埃塞拥有一个无人机基地。埃塞政府在出售国有资产方面也遵循西方开具的处方。
凭借着不干预政策，中国政府使得自己有别于美国。中国实行不干预别国内政的政策，一方面是坚持1955年万隆会议中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在当代的实际现实环境中，与其说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需要中国，不如说中国实际上更需要它们。研究发现，联合国事务中，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支持与中国的对外援助及中国资金走出去密切相关。与西方人不同的是，中国人在国外也常受到威胁，因为某些政客对反华情绪的鼓吹。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的一些地区发生了反华暴力事件。因此，中国不可能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去胁迫其他国家。学术研究表明，即使与中国联系最密切的发展中国家，二者间也不存在新殖民主义关系。
4 中国的“两个半”
（一）国外与国内，作为“半边缘”的中国
尽管人们关于当下的中国是否属于彻底的资本主义是有争论的，但研究世界体系的理论家们一致认为，中国无法改变资本积累的逻辑，因为中国作为后来者受益于融入国际劳动分工以及资本与财富积累的过程。美国现在要求将中国列为发达国家，但当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国便已然坚持剥夺了它作为发展中国家应享有的大多数利益。中国现在几乎没享受到任何特殊待遇，但在中心-半边缘-边缘这三级组成的世界体系当中，它仍被普遍地认为应属于半边缘国家。
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2018年人均收入的3.4倍，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中国的半边缘状态。大约92％的美国工人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中国则只有30％达到了这一水平。在消费、贸易、金融、投资等方面，中国与核心国家之间的其他重大差距都直接与资本积累相关。中国的积累主要来自国内市场，其人口是世界人口的18.6％，仅占全球家庭消费（GHC）总额的10％。美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5％，却占了GHC总额的30％。中国在全球商品贸易中占比11％，在服务业中的份额更是只有6％。它的知识产权出口收入仅为其知识产权进口成本的17％。与韩国相比，中国的文化出口都要落后不少，遑论美国。全球品牌价值排行榜的前100名当中，只有一家中国公司。在中国10大消费类别当中，跨国公司占据了排名前30的品牌所有市场份额的40％。中国的950000家外资企业创造了中国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这个数字并不比20世纪30年代半殖民化高峰期外资企业所占35％的比例低多少。在出口领域，外资的产品占比为43％，在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上更是达到了77％。
2014年至2016年间，在全球利润顶尖的1%企业当中，中国公司只占10%。《财富》杂志500强企业里虽然有五分之一都是中国的，但他们在海外的收入却仅占18％，而标准普尔500强企业的海外收入比高达44%。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出（有别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远小于核心国家；在2017年，西欧为2.4万亿美元，美国为1.538万亿美元，中国则仅有4380亿美元。因此，西方的人均资本流出额度是中国的24倍。2016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为1961亿美元，但2017年为1580亿美元，2018年为1430亿美元。2016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3500亿美元，到2017年末，美国投资者持有近12.4万亿美元的外国股票和债务。2016年末，中国对外总资产为6.5万亿美元，其中1.3万亿美元为直接投资。而在2019年上半年，流入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额约为流入中国的两倍。
在总额约为32万亿美元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当中，中国仅有2万亿，而美国达到了6万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为12.3％，不到世界平均水平（38.6％）的三分之一，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50.7％）的四分之一。2014年至2018年间，中国流向非洲的FDI数额达到了720亿美元，而相关增长主要集中在零售、金融、电信、媒体等服务业领域，而非自然资源的开采。
中国的半边缘处境意味着它不能奢求在全球经济占有统领地位，全球警察的位置也已经被美国先行占据。仅2017年一年，美国就向149个国家部署了特种作战部队。无论是军事侵略、政权更迭、破坏性制裁与干预选举，还是迫使人们遵守其法律与政策的长臂管辖，都被美国用来施加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力。一项针对1776年至2017年美国所有军事干预的研究发现，与其他大国和小国相比，美国的军事干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升级。该数据库对美国与其他相关国家在敌对事件中的反应进行了打分，干预层次从1到5，从无军事行动（1）到威胁使用武力、展示武力、使用武力以至战争（5），分值依次提升。其他国家的回应行为时有时无，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做出的4级干预越来越多，冷战结束后，其频率和强度都大为提高。自2000年以来，美国已经进行了92次4级或5级干预。
中国的一些分析人士不认为中国目前拥有超级大国的诸多属性，无论在经济、军事、软实力还是其他方面，甚至想要获得它们也是极为困难的，更不用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一些中国的世界体系研究者认为，与直接取代美国相比，更可能的情况是向后美国霸权时代过渡，实现多种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领导权的共享。中国具有区域影响力，并希望能够在半边缘和边缘国家当中处于领先地位。它的发展方式也成功吸引了一些国家。但中国不太可能甚至也不会愿意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或其他计划将经济活动转变为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因为这种转变通常是殖民或新殖民主义的力量所导致，并且存在相当大的问题。
（二）国外与国内，作为“半新自由主义”的中国
与20世纪末东亚地区国家主导的市场资本主义模式相比，中国的积累方式既存在共性，也有自身的特殊性，其处在高度管控下的资本市场不受外国投机资本的影响，国家主导的世界级工业卡特尔则有利于国内的生产和供应。发展型国家的特点是对某个部门进行重点投资，对相关公司进行补贴，并建立起发达的基础设施，以帮助企业进行资本积累。中国和东亚的发展型国家都为出口商提供了补贴，却并没有很快地开放对外进口。他们制定的产业政策，限制了资本流动，并实行了货币管制。但与日本、韩国不同，中国欢迎外国直接投资，也欢迎建立合资企业，而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国有企业很快就转变为跨国公司，从而削弱了国家的作用，并在大多数方面促使经济体新自由主义化。金融资本和国有企业在中国得到整合，二十年后，企业被鼓励走出去。那时80％的国有企业已私有化。2000年，非国有企业占到了经济总量的63％，而中国经济已实现了市场化与公司化。但是，中国即使支持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也还是保留和加强了主要的国有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新自由主义风险。
1970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业的价值增值与就业贡献对整体GDP和就业的帮助并没有太大变化，但制造业与自由贸易区域的变化却意味着一些国家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201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就产生了这种影响，其中对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影响尤为显著，当然，其总体影响还不足以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或公平构成严重威胁。后来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的贸易对巴西具有一定程度的去工业化影响，但巴西的汇率、产业政策等也是产生这种影响的关键因素。相比之下，在非洲，中国主要的影响是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进程，并有潜能做出更大贡献。
作为主要的工业政策手段，中国国有企业能够获得低息贷款与补贴。自2013年以来，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当中，约三分之二的国有企业“正在脱离政府的控制，同时在治理与决策当中私人的角色更加重要。”但国家领导人不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在走向私有化。这次改革让私人投资者能够参与国有企业的运营，并将之从履行国家目标的职责当中解脱出来，但它事实上却“助推了国有资本对战略产业当中私人实体的投资”。2018年股市危机期间，中国的中央与地方政府购买了私人公司股份以避免其破产。自2015年以来，私营企业也不得不让中国共产党在其治理结构当中发挥作用，并允许它参与到公司人事等重大决策中来。到了2016年，有70％的非国有公司和70％的FFE成立了党委，而2008年时这一比例仅为16％。在这些公司内，中国共产党成员的比例也有所增加：2017年，网络安全公司奇虎360表示，所有员工中党员占比8％，管理人员中占比15％，合伙人中则达到了25％。长期以来，中国也限制外国公司进入石油、天然气、煤炭、钢铁、电力、电信、媒体、银行和保险业。所以美国、欧盟和日本等要求减少或消除中国国有企业，也就不足为怪了。
1970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业的价值增值与就业贡献对整体GDP和就业的帮助并没有太大变化，但制造业与自由贸易区域的变化却意味着一些国家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201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就产生了这种影响，其中对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影响尤为显著，当然，其总体影响还不足以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或公平构成严重威胁。后来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的贸易对巴西具有一定程度的去工业化影响，但巴西的汇率、产业政策等也是产生这种影响的关键因素。相比之下，在非洲，中国主要的影响是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进程，并有潜能做出更大贡献。
通过“一带一路”等举措，兼顾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发展诉求等做法，中国资本试图探索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实体的海外积累方式。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铜价急剧下跌。在赞比亚，一个外资矿山被直接遗弃，除了中资企业外，几乎所有外资矿企都减产减员。但中资矿山却并未减产减员。作为国有企业的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色”）坚持实行“三不”政策：不裁员、不减资、不放弃扩展计划。该公司表示，这一政策与市场要求和短期盈利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正是因为“国有企业通常并不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而且“对于中国公司而言，战略思维更为重要，并且需要对文化和社会有所了解。只要明白自己的方向，短期盈利不那么重要。”
中色赞比亚谦比希（Chambishi）矿区的总经理表示，“三不”政策是中色集团自己的想法，之后向赞比亚官员正式提出。中色集团总经理本人则表示，他做决策所依据的判断是“中国人一如既然地努力，世界需求也没有改变，市场也没有改变……因此，价格下跌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公司的“三不政策”旨在展示自身和赞比亚的“能力与信心”。中色集团在赞比亚还出资竞购了被其瑞士东家抛弃的卢安夏（Luanshya）矿区；如果危机持续下去，该集团还准备收购更多的废置矿山。“三不”政策对其它外资企业有所影响，迫使这些矿企在裁员上有所收敛，因为中色的“三不”政策让这些企业在赞比亚国政府面前丢了脸，也因为从人才竞争的角度，他们知道中色会雇用这些企业抛弃的熟练工人。“三不”政策和对卢安夏煤矿的收购成为中色在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反周期战略的一部分：“虽然一些外国投资者撤出了非洲，但在充分利用的国内杠杆与中国政府的鼓励之下，中国公司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拓展了自己的海外业务，”特别是在制造业方面。赞比亚的中资企业当然也有过裁员，比如，一个公路项目的裁员是因为当地政府无力支付应付的工程项目款；另一个是中资的矿区，那里需要水电但干旱却使之难以运转。但由于中国的国有企业不像新自由主义所要求的那样，只注重对股东利益负责，它们政治上有义务对本国和东道国的政策做出妥当回应，因此与其他公司相比，这种裁员更具暂时性，比起其他公司覆盖面也要小得多，而且中国公司甚至可能在危机期间扩展业务。
“三不”政策通过对传统资本主义利润动机进行调整，助力中国企业融入了东道国的经济体系。作为获得当地认可的一种方法，它只是众多类似方法中的一种。国有企业中钢集团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事实上采取了“双不”政策，即“不撤资、不减资”。在停工的地方，也继续向工人支付基本工资。从2012年起，在南苏丹，中国工人先是受到该国与苏丹之间边境冲突的威胁，后又受到南苏丹内战的威胁。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钟建华说，南苏丹首先驱逐了北苏丹的石油工程师、技术人员与工人，然后要求中国政府培训南苏丹人员以取代他们。就在进行培训的时候，内战爆发了。南苏丹这时要求留下300名中国员工以维持油田的基本运转，直到当地人有能力补上为止。钟建华说：
[南苏丹]要求我们不要关闭油田。于是我们做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要按照所必须的最小数目，留下一部分中国工人来维持生产。当然，失去相关利益对任何中国老百姓的生活都不会有严重影响，但对南苏丹而言它却关乎生存与死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冒着生命危险留在那里，并维持其正常生产的原因。
Wang Cun，一位在南苏丹从事电力、公路和水利项目的中国电力建设集团经理在2018年表示，该公司及其员工“多年来饱受不稳定和持续冲突之苦”，自2009年以来更是几乎没有停止过。该公司在2018年暂时接管了当地企业家的工作，并正在复建一座已经关闭的电杆厂，他们坚称要“在施工期间招聘更多的当地技术人员，包括工程师和工人，以便他们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独力开展类似项目。”
2015年，中国驻加纳大使指出：“面对加纳的临时经济困难，中国企业不撤资、不停产、不裁员、不减少社会责任。”萨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的亨利·图根哈特（Henry Tugendhat）得出结论：
由于中国企业的后来者身份，他们采用了“持之以恒”的战略。因为英国与法国公司可以追溯到非洲国家的殖民时代，而中国公司则必须证明自身的可靠性。他们希望，即使在短期内会蒙受金钱损失，危机期间的良好行为举止也能在将来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合同。
当某些自身行为可能会使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蒙上阴影时，中资企业也希望尽可能避免中国政府的愤怒。2015年，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表示：“中国政府将制裁任何违反尼日利亚当地规定和劳动法的中资公司。”虽然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政府将采用何种机制来惩罚不守规矩的私人公司，但这无疑会给任何一家母公司在中国的海外中资公司带来压力。相反，西方政府通常不会干预在国外经营的西方公司违反所在国法律的行为。一些非洲人表示，中国人所承担的不仅有身体上的风险，也有财务上的。一位埃塞俄比亚学者便说过类似的话：
在埃塞，经常能够看到中国劳工在最严酷的天气与环境中辛苦劳动。念及最近几年牺牲在埃塞俄比亚奥加登沙漠与特克斯泽河平原上的中国人数目，埃塞人大都对中国人表示感谢，因为他们为了远隔万里的埃塞而甘冒巨大的个人风险。
于此前所谓“三不”政策之外，在非洲的中国建筑公司中，或许还有“第四个‘不’”，即不像其他外国人，愿意做逆行者，在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完成相关项目。西非遭遇埃博拉危机时，中国公司并未停止工作，包括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完工的卡勒塔（Kaleta）水坝工程，后者现在提供了几内亚所需电力的三分之一，并实现了向周边国家的电力出口。大坝的当地负责人拉萨纳·福法纳（Lasana Fofana）说，瘟疫大流行期间是“中国人救了我们。当埃博拉疫情爆发，用工成本上升时，那些西方公司立马就拔腿走人了。”当其他公司撤离员工时，华为的中国工人选择留在了受埃博拉影响的地区。时任华为董事长的孙亚芳在该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中写道：“当危机发生，其他人都选择了逃亡之时，您会发现华为员工选择了逆行。”赞比亚总统特别助理拉克·穆鲁萨（Lucky Mulusa）在2015年表示，部分承包商以付款延迟或“恶劣天气”为由，使该国穆欣加(Muchinga)省有50个项目被迫放弃。穆卢萨同时指出，只有“中国率先开展的项目仍然还在进行，没有在恶劣天气上做半点文章。”
中国的确呈现出新自由主义的某些特征，但与此同时也抵制了其他特征。中国只能算是半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否定私有财产后，试图建立理性计划经济，通过扭曲价格，社会主义经济阻止了无限的竞争、限制了劳动分工，最后引发了崩溃。新自由主义最早于20世纪40年代问世，但真正付诸实践要等到70年代后期，它被用来应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由于人们认为中国比西方国家更“落后”，因此在中国也引入了新自由主义，其政策内容包括更为精细的劳动分工、对计划经济的缩减、以及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可能发生结构性危机的确认。而其他新自由主义思想，特别是大规模私有化、完全放弃计划、国家退出市场的思想，则都没有被接受。对一些战略性国有企业的资本重组，导致了“混合经济”的出现，新自由主义者则拒绝承认这类经济的市场地位。然而，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连带影响，中国的财经政策倡导者们可能有兴趣推动进一步的新自由主义。
中国精英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诉求，即所谓“管的越少的政府管的越好”，而当下的趋势至少不是朝着“管的更少”的方向迈进。但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金融化并存，共同作为资本主义的三大主导性进程。
中国现在声称自己是全球化的引领性力量，但至少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头十年，中国并未经历过西方水平上的的金融化，即金融资本的去管制，金融在国民收入份额的增加，以及金融对其他形式资本的支配地位。越来越多的资本流入金融领域，而不是生产性领域。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往往高度金融化，全球贸易也是如此。2016年，每天的外汇交易额为5.1万亿美元，但商品和服务交易额却只有800亿美元。据估计，外汇交易主要涉及购买和出售外国金融资产与负债，而这通常出于投机目的。
金融化加剧了不平等，也影响了投资、就业和研发水平，并制造了危机。研究人员估计，“美国金融部门目前的格局……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至少使美国经济损失了22万亿美元。”从1945年至1980年间，由于公共金融相比于私人金融的主导性地位以及严格的监管政策，几乎没有任何金融危机发生。但80年代以来金融管制的放松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导致了危机的爆发。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一过程，因为公共金融占主导地位，而私人金融则受到严格监管。但是，近年来中国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急剧上升，全球资产管理公司和美国政府都在向中国施压，要求其开放市场，允许抵押证券的交易，这种做法可能会催发一场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
5 结论：中国在海外的积累模式——是什么与不是什么
所谓“中国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是美国政客们所惯用的抹黑修辞。不只美国如此，印度、澳大利亚、以及与中国有经济联系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派领导人也常采用这一话语。它的使用者并不限于右翼势力。有左翼评论家也声称，“中国已具备帝国的雏形”，理由是所谓的中国“已成为主导性角色，成为非洲或拉美主要国家的投资者、出口商、进口商或债权人”。他们断言“‘一带一路’的目的便是通过干预外围国家的经济政策，将资本主义价值观提升为政治共识”，这也反映出“北京激进的新自由主义将所有形式上的外交关系都简化为商品化的生产与交换关系”。但事实却是，中国在非洲或拉美的影响还远称不上“成为主导性角色”，它从未干预任何国家的经济政策，同时也因它没有将外交关系简化为“商品化关系”，故而可将之看作一个半新自由主义的海外资本积累者。
通过研究实际存在的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中国今天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可以说中国的现实表现与无处不在的所谓的“中国殖民主义”话语内涵大相径庭。相比于殖民主义者曾给印度、非洲等地带来的衰退而言，中国经济活动在境外的总体影响在现阶段是积极的。在中国的实践当中，也找不出其在经济上占据主导或拥有决定性政治影响力的例子。因此，它与美国、法国和其他新殖民主义的践行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走出去”的方式无关乎殖民主义，反而与中国的半边缘地位与半新自由主义关系密切。中国的积累模式与核心经济体和其他半边缘经济体的积累模式有重叠，却也取决于中国经济实体遵守本国和东道国政府具体政策的需要。
关于中国实行“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的说法其实颇具讽刺意味。中国自身本就遭受了殖民主义的巨大创伤，西方与日本的入侵让中国千百万人失去生命，对入侵者的高额赔偿金使政府收入锐减，原有的发展步伐被迫停滞，还有包括48个通商口岸在内的领土让步，在那里治外法权成为现实。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声称中国实行“殖民主义”的人士已悄悄地免除了历史上实际存在的殖民统治的罪责，甚至意图恢复它。而这又属于更大的讽刺：那些将所有可以对抗中国的东西都变作了指控的人，恰恰是认为中国是他们唯一竞争对手的人。即使他们对中国的指控更适合他们自己，他们也乐此不彼。中国常常被指责占用了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而事实往往是当地很少有中国公司的存在，相反，为数更多的是西方公司。后者大多与当年殖民者相似，拥有不少大型种植园。中国在非洲拥有的石油产区非常之少，产煤区也远非最大。与之相比，其他很多国家都购买了大量更为重要的资源或资产，无论是前殖民国家还是前殖民地国家。
在贸易方面，针对中国的指控也值得细细玩味。据说中国正在通过重商主义来完成资本积累。其实，17、18世纪的做法适合当初的欧洲殖民主义，却并不适合今天的世界。重商主义的概念基础是，在全球贸易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国家鼓励私人公司进行特定产品的出口，并通过加高关税壁垒以限制进口，从而扩大贸易顺差。最接近当年重商主义政策的其实是当下美国的做法，包括实施贸易战与制裁。中国到2017年时已将关税降低到了3.8%，这是全球平均水平，与中高收入国家的均值相当。中国不会强迫各国与之进行独家贸易或停止与它们的贸易联系。中国在2018年的净贸易顺差仅占GDP总值的1.3％，而德国和韩国的贸易顺差通常在各自GDP的5％和8％之间。中国与非洲之间长期存在贸易逆差，直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同时非洲商品的出口价格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下降，而一些核心国家与地区（例如美国和欧盟）仍对某些非洲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并为本国的农民提供补贴。
在建构有关中国是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话语方面，西方国家的目的是多元的。他们试图展示所谓自由政治体系的优越性，彰显西方对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的必要性，掩盖其在殖民地犯下的累累血债，并将殖民压迫的污水泼到作为其“对手”的中国头上，一边为西方新自由主义辩护，一边反对“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并在殖民宗祖国炒作民族主义。
中国虽然是半边缘国家，却已融入了一个以财富和权力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它部分地照搬了核心国家的政策，包括不利的贸易条件、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压制性的劳工制度以及与当地统治者的合作，通过半新自由主义对半边缘和周边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影响。然而，中国是不太可能成为一个殖民或新殖民国家，因为这种支配和从属关系在全球是不受欢迎的，当然除去一些西方和少数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之外。与西方政府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必须尊重为其大部分民众所珍视的社会主义遗产，时至今日它仍然重视国有企业，并尽可能地影响私营企业，使其不完全遵守利润最大化的“国际标准”。只要它坚持这种做法，它便会与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主要驱动力保持距离。
*文章原刊于《区域》（社科文献出版社，2022）第十辑。限于篇幅，文章有所删节。
作者：严海蓉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长聘教授，副所长，外事主管。曾任教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自2005年起，她开始关注中国“走出去”，和沙伯力一起研究中非联接，探讨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和实践。
Barry Sautman作者：沙伯力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荣休教授，2023年清华大学伟伦特聘教授。他专业领域是政治学和法学，研究中国的民族政策和政治。最近的书籍出版包括《中国在非洲: 话语与现实》(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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